首先，要精准扶持，增强政策靶向性。一是明确地区主导产业，并坚持久久为功。主抓的产业经常变换或抓得过多，难以发挥集群效应，也造成扶持资金的浪费。二是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财政资金要侧重于扶持战略性、公益性、普惠性或对产业链带动效应强的项目，如“卡脖子”关键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等，对一般性的纯商业项目交给市场，不予扶持。三是合并同类项，避免重复资助。如温州对各阶段公布的150个产业政策进行清理，最终保留17个、修改11个、废止122个，整合后新出台关于工业、服务业、农业、开放型经济、人才5个综合性政策。四是做好对企业的调研摸底，加强与行业协会的协调，在应对疫情冲击、核心技术攻关等企业发展的关键节点提供扶持。五是优化程序，降低交易成本。如绍兴市开通产业政策奖励兑现系统，对所有政府奖补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统一申报与办理。六是量力而行，避免在招商时随口承诺，超出实际兑现能力而加剧地方财政压力，或者确因无力兑现而影响地区营商环境。

    其次，要创新方式，积极吸引民间资本。一是成立产业引导基金，将以前的财政补贴转化为股权投入，深圳、重庆等地在国内较早开展试点，目前在很多地区已经成为通行做法。产业引导基金对入股企业形成某种程度的“背书”，有利于企业启动下一轮融资。二是丰富政府基金类型，如很多企业并不需要直接的财政补贴或股权投入，只是资金周转紧张，佛山针对这种现象专门成立融资担保基金。三是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加入政府引导基金。财政资金毕竟极为有限，吸引社会资本才能起到放大作用。如浙江为扶持特色小镇发展，由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出资10亿元，带动市县以及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形成总规模100亿元的省特色小镇基金。社会资本加入还有利于基金采用纯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提高效率。

    最后，要加强协调，打好政策组合拳。行业主管部门各行其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政策标准扶持企业，起不到聚焦引导作用，会导致财政资金“撒胡椒面”。因此，必须注重发挥不同部门的政策叠加效应。如苏州和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人才贷”，对组织人事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其创业项目不但享受贷款利率优惠，还免抵押、免担保。青岛由资源、城建和产业经济部门协调，较早试点“混合用地”，降低了土地成本的同时促进了产业融合。

    综上所述，在中央要求各级财政过“紧日子”的背景下，产业扶持政策要找准支点，发挥杠杆作用，善于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少花钱、多办事，这也是地方治理能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