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置于家庭账户之下，只能显示出特定单元财富的体量，而进入到国家金融体系之中，则构成了国民经济循环的巨大能量，尤其是日本一半以上的家庭金融资产以储蓄形态存在，等于拥有了一座可为经济提供丰沛血液的私人蓄水池。

　　张锐

　　日本央行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的家庭金融资产升至2043万亿日元，创出历史新高，而且日本家庭金融资产已连涨三年。2020年，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余额首次站到1900万亿日元之上，次年底膨胀到2023万亿日元的创纪录水平，之后受疫情影响在2022年出现小幅回落，但今年前三月一举扭转跌势，且再次突破前期历史峰值。

　　家庭金融资产是指由现金、储蓄存款、股票债券、养老保险以及信托投资等形成的金融产品组合。就品种结构而言，储蓄存款占到了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54.2%，并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日本央行长期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哪怕是股票、债券等风险类资产出现持续走牛行情，也未能改变与动摇日本家庭对银行储蓄的钟爱以及异常稳定的专注，正是如此，现金储蓄在过往30年日本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一直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权重。

　　除对现金存款保持着强烈偏好外，目前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保险、养老金和标准化保障的占比为26.2%，这样，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无风险资产的比例达到了80.4%，相应地，股票投资仅占11%，投资信托更是低至4.4%。必须强调的是，仅在上世纪80年代泡沫时期，日本家庭股票投资配比超过了20%以上，泡沫破灭后的30多年中日本家庭部门对股票投资的占比一直稳定在10%左右；另外，日本央行自2016年开始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压低国债收益率的同时也使二级市场国债价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赚钱效应，尽管如此，日本民众的参与率与入场率也不高，更多的则是选择紧紧地捂住自己在银行的储蓄钱袋子。

　　日本家庭之所以高配无风险金融资产尤其是储蓄资产，首先与日本政府所主张的金融制度安排高度相关。二战以后，为了拉动工业发展，日本政府建立了以银行为中心的“护送船团”式金融体制，形成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相应地，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居民储蓄运动”，鼓励居民增加银行存款，并推出了免除存款利息税等系列优惠政策，结果是，在二十多年时间内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日本居民的存款储蓄习惯也从此养成。不仅如此，长期的储蓄政策引导等于就是无风险投资意识的反复熏陶，由此造成了日本居民所拥有的市场化金融知识相对不足，至今仍有高达75%以上的家庭不参与股票投资，而对于为什么不持有股票，日本证券交易商协会问卷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超过一半的家庭回答“相关知识不足”。

　　时至今日，日本金融政策对银行储户的利益保护依然在不断地健全与强化。一方面，针对个人储户在信息获取以及竞争地位完全处于不对称的现实，日本的法律明确要求对于任何一款无风险或者低风险金融产品，银行都必须向用户做出明确而清晰的说明，否则就会按照《金融商品销售法》以及《消费者契约法》进行追究与处罚；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创建了存款保险制度与储蓄保护基金两大金融“防火墙”，确保在银行遭遇破产的状况下储户能够受到尽可足够与切实的补偿。这种“护城河”式的制度安排也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储蓄选择行为，同时也使得无风险投资意识深入人心。

　　家庭制度的演变也是日本民众在金融资产配置上避险意识特别强烈的因由之一。日本的传统家庭制度是父权极强的直系家庭，有户主权和“家督”继承权两大支柱，其中“家督”继承权——长子继承制是日本家制度的核心，长子夫妇或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是“家督”的继承者，也因此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家庭构架与义务安排曾长期、有效地支持了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蓄积，并表现出非常显著的遗传特征；虽然后来日本政府新修订的民法否定了传统的家庭制度，日本的家庭形态开始由直系家庭向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转变，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家庭金融资产也有所分散化，但随后日本便步入老龄化社会，且由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代际差异，日本子女与老人同居的家庭快速减少，而家庭的小型化一方面驱使年轻家庭为购房而储蓄，另一方面也导致老年家庭需要为养老而储蓄。

　　回过头去看，除了泡沫经济的破灭让当时不少日本家庭承受了股票投资的损失之痛外，始于1990年代初一路下跌的房价更给日本民众进行了一次残酷的风险教育。上世纪80年代。房产曾一度占据了日本家庭资产的50%以上，房市也成为了不少日本人投机与追梦的天堂，只是随后持续30多年的房价阴跌让许多的投资人折戟沉沙，日本家庭也开始迅速地“去房产”，最终房产在日本家庭资产的占比缩水至目前的21%。虽然房产并不属于金融资产，但投资损失的惨重却极大地强化了日本不少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并不可避免地映射与放大到股票等风险性资产之上，进而也使得其对储蓄等无风险资产的配置更为宠爱有加。

　　不得不强调的是，金融资产置于家庭账户之下，只能显示出特定单元财富的体量，而进入到国家金融体系之中，则构成了国民经济循环的巨大能量，尤其是日本一半以上的家庭金融资产以储蓄形态存在，等于拥有了一座可为经济提供丰沛血液的私人蓄水池。对此，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阐释了“资产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指出资产的蓄积使社会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创造出愈益增多的国家财富；而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作为后来宏观经济学基石的鸿篇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储蓄等于投资的著名恒等式。

　　有意思的是，日本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日本经济腾飞之父，也是日本首部《经济白皮书》的撰写人都留重人教授则以真实的案例证明了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一文中，都留重人经过比较研究发现，1960-198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之所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国内总储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要明显地高于其他工业国家，其中1964-1968年间日本的储蓄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为36.2%，同期的美国则只有15.7%、英国为18.8%、西德为26.7%、法国为25.7%，而从1969-1980年，该数值分别为：日本41.6%、美国15.3%、英国20.7%、西德28.6%、法国29.3%。

　　都留重人主要是从储蓄可以转化投资的角度阐述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为此他特别强调，当产业出现了典型的结构性变化——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更多的资本装备时，如果没有足以促进这种结构变化的投资，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步入下行通道，并由此开启了“失去的30年”，但并不能说明高储蓄作用力已经退场，而是转换到储蓄→消费的层面对经济赋能加力。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日本出口在过去20年一直处于递减状态，整体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降至目前的21%；与此同时，持续的通缩令日本企业资产表变坏，“去负债”挤压与抑制私人投资，但庆幸的是，消费接过了经济增长的接力棒，尤其日本家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过往30年中一路爬高，且正是仰仗于超过60%的消费势能，除个别年份出现衰退外，日本经济在“失去的30年”中都维持着正增长。

　　不错，储蓄与消费存在着跷跷板效应，即家庭储蓄的增加往往会对消费形成“挤出”，但这种结果更多的只会在民众收入递减、储蓄率还不够高以及大众对未来生活预期充满不安的环境中发生。如前所指，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中，数十年来储蓄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而家庭储蓄处于高度稳定状态，既可增强消费的底气与信心，也可将工资的增量更多地转移到消费。虽然保守地估计过去30年中日本平均工资仅增长4.4%，但在经济持续低迷不振的趋势中还能保持工资的增升已属不易，而且最近三年日本的工资上涨幅度开始加速，去年日本各行业工资收入同比增长4.8%，创出24年的最高增速，且今年可能续创新高；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民人均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50%，不仅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更令新兴市场经济体望尘莫及，民众能消费的厚实基础可见一斑；另外，保险、养老金和标准化保障在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占比位居第二，说明民众为自己加装的未来生活安全设施较为稳实与牢靠，而且日本政府推出的个人DC型计划和个人储蓄账户计划两大商业养老保险政策将20岁以上的居民悉数吸收了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供给侧高质量的辅佐与策应，敢于消费很容易成为日本民众的行为趋势，经济也由此获得了持续前行的内在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