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虽经历多届政府，但吸引制造业回流，强化美国制造业的政策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延续至今，区别仅在于路径和策略的不同。奥巴马执政时期，先后推出“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等多项政策举措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推动美国“再工业化”。2017年，特朗普明确将发展美国制造业，扩大制造业就业规模等作为施政纲领。2018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提出“实现美国在各工业行业保持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总目标，从新技术、劳动力、产业链三个维度确定了三大目标，并提出智能与数字制造、先进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高性能材料、半导体设计供给和制造等13个优先支持领域。拜登上任后，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还要求建立供应链的长期弹性，扩大小制造商获得资金的渠道，加强美国制造业。总体而言，美国工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领导地位。

　　为了推进“再工业化”进程，美国在财政、货币政策上都给予大力支持。

　　财政政策方面，2017年美国税收制度做出30年来最大幅度修改，《减税与就业法案》把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降到21%。针对制造业的减税政策十分明显，鼓励美国跨国企业将资金回流美国。

　　金融政策方面，政府大幅修改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主要条例。《创造经济机遇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及消费者保护法案》等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放松金融监管取得实质性成果。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放松间接促进了“再工业化”目标的实现。

　　“再工业化”阶段相对“去工业化”阶段实现了更高的产业链价值，制造业就业人口有所增加。然而，美国制造业占比却没有明显提升。1997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6.1%，2007年下降至12.8%；2008年至2015年，始终在12.0%至12.3%范围内波动，2016年则跌至12%以下，为11.74%，2020年又跌至11%以下，直到2021和2022年才重回11%以上。多年“再工业化”战略使资本流入美国的趋势有所显现，但税改政策边际效应在2019年起已经逐渐减弱。

　　对于美国“再工业化”的成效，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蒙绍曾表示，“已经离开的行业不会轻易再出现”，“西方的再工业化战略不太可能奏效”。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美国的工业基础已经被掏空，而一家工业公司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建立生产线和供应链；发展工业需要基础设施提供保障；工业投资不仅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也不高，还要受劳动力招聘和培训、劳资关系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有限、基础设施破旧，很难吸引到外来投资，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虽然美国政府对“再工业化”很急切，但美国商界的积极性显然没有那么高。由于欧美各主要国家在促进“再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加强了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力度，先后出台了外商投资审查、出口管控和贸易防御机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政策伤人伤己，也削弱了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效应。

　　综上，虽然美国“再工业化”打下了一些基础，但未来这一战略的实施仍不会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