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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华远地产公司董事长

  任志强,当今中国网络超级红人,江湖人送外号“任大炮”。他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媒体捕捉、关注、放大,以每周为周期的速度制造热点新闻:大连被扔鞋,在西单路口开大奔和三轮车撞了,发文炮轰央视、随后接受央视记者采访,中国人最想揍的第三人,2010真男人。
  任志强的身上充满争议、矛盾,疑惑、不解,带有一定戏剧性。

我那时候比你们苦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他是“红二代”,也成为受害者。也因此机缘,去当兵。当时,周总理为了保护老革命后代,让他们这些孩子去入伍。准确地说,从1969年到1981年,这12年间,任志强是先去延安插队,然后去当兵的。

退伍后,任志强先后做过的事情,让人眼花缭乱:搞过兔皮加工、集装箱运输、魔方生产、图书邮寄、小商店经营到农村小时工派遣、手敲打字机和印刷、装订、裁缝店、家电维修、动物模型、汽车维修、挂毯编织到开饭馆、卖水果、卖白菜、办建筑施工队、炸油饼。用任志强自己的话说,几乎无所不及,从来都是信心百倍、且努力万分。

记者: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腾讯大辽财经《商业人生》,今天我们请到了现在社会上的热点人物任志强先生。任总,你好。你对当今80后年轻人特别的关注,你会把你你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任志强: 对。就是用我们一部分的经历、过程来告诉他(她)们,我们不是天生下来就当老总的。
记者: 都是穷人起步的?
任志强: 对。社会共同的问题,我们都经历过,恰恰是他(她)们认为,在底层的底部爬上来的。通过这次交流以后,我觉得他(她)们对整个时代的了解,有一个空白,改革之前的30年,他(她)们不知道。 我希望,80后能够更多地了解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尽管我们的社会现在还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不能通过抱怨来解决,要用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在30年以前,我们的条件比现在还恶劣、还要差。而80后应该知道,然后才能从对比中感觉原来的今天是因为过去很多人的努力奋斗,才改革成了这个样子,而不是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记者: 你觉得80后没有看到过去更多的苦处或者是更多的不容易,才产生今天这种抱 怨是吗?
任志强: 对。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包括对社会的不公平、就业难。80后对这些问题有一些错误的理解,过去的就业不难吗?过去是不允许有私人创业、不允许摆地摊,只有唯一的渠道——要不就是去国有的、要不就是大集体的企业,除此以外没有就业。
记者: 就是很单一化?
任志强: 很单一化。现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工资标准,如果这个工资不合适,你可以跳槽,可以选择一个更高工资。可是过去行吗?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失去工作以后,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了。而有一次失业的经历以后,所有企业可能都不要你,认为你是坏人。所以,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别就是80后对社会的误解,这是需要说清楚的一件事。
记者: 这是文化的断裂是吗?
任志强: 不只是文化的断裂、是历史的断裂,就没有这个演变过程。所以,很多80后要靠父母的钱去买房子,并不知道父母当时是如何赚到这一分钱的。
记者: 就是说,父辈要比他(她)们面对的这些困境要难得多,而当时父辈们没有抱怨,像您讲的踏踏实实的。
任志强: 不但没有抱怨,而且也不敢抱怨,当时是在一种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时代的差别是巨大的,体现在各个方面。
记者: 年轻人该怎样对待自己遇到的问题呢?
任志强: 我倒是觉得今天的问题和过去相比是支流,而不是主流。
记者: 为什么?
任志强: 比如说,做假。过去好像没有人做假,但是实际表现出来的都是假的,比如说因为三反、五反,因为反右斗争,一开始大鸣大放,突然所有的人都变成说假话了。
记者: 大家都知道任总现在是社会名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你的过去,知道的也比较少。你刚才提到了你其实是从底层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奋斗过来的。从1969年到1981年,当了12年的兵?
任志强: 是先插队再当兵。
记者: 从插队到当兵,对你日后的生活和从商有什么影响吗?
任志强: 和从商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一个完全非商的生活状态。但是这段经历,对锻炼一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很有关系。那段时间很苦,很多人和我说,你知道社会最底层吗?我说,我插队的时候比你苦得多。
记者: 在陕西插队吗?
任志强: 在延安啊,15工分才两分钱,也就是一盒火柴钱。现在不管怎么样,你说你受剥削了,或者是被剥削了。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得多的多,我们要为吃和穿去发愁,你们现在不用为了吃和穿发愁,对人的意志有很强烈的锻炼性。有人说,因为我是“富二代”或者“红二代”。我觉得他(她)们都很愚蠢。愚蠢到了以为好像有个好爸爸,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她)们不知道老一代的革命者,很难为了私人的利益去违反纪律。
记者: 你觉得个人奋斗到今天,没有得到父辈的帮助吗?
任志强: 不能那么说。我当兵是因为我父亲的战友们。他们把一些被打倒的干部的孩子都拉走了弄去当兵了。不是因为我是“红二代”而有机会当兵的,应该说如果我不是“红二代”,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或者是下乡,或者是不能学习或者怎么的。
记者: 你就是通过自己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过来的是吗?
任志强: 不光是我自己,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不要以为有一个可以说得出来的老革命的爸爸,就能沾到多少光。其实,很多人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死掉了,或已经没权力了,或者是已经退休了,很多人是出于这种情况。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父亲是干部。可以说他们从部一级领导,跨过中央、再到地方,从地方市里面、再跨过地方,再到区里面,是没有可能的,手伸不到这么长的。所以我在一个区属的既不是央企,又不是市属企业的里面,当个屁大的官,就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七扯、八扯都扯不上的一种关系,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有人就是死咬着,认为一定怎么怎么样。只能说现在有些干部里面出现了一些腐败,造成了他们有这样的印象。
数据支撑观点

我们在2001年就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队伍,2003年用外聘的方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现在我们叫“REICO工作室”,这个REICO工作室是由我发起的,和中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和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商会组成的策略联盟,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共同合作的。我们共同出钱,养这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为我们这些商会、行业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报告,非常多。

记者: 这20年来,华远已从一个区属企业到现在成为全国知名的企业,而且品牌在房产界里面已经很靠前了。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一家企业的好与坏,和经理人、厂长关系很大。你认为,华远这20年来的成功和您个人的关系有多大?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任志强: 这个大家可能有很多误解,实际上我不是第一任管理者。最早成立华远的时候,我是下属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当时在总公司是没有职务的。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实际上我的前任总经理,或者是前几任的领导班子是很有魄力的,比如说我们第一任董事长陈元,他当时是西城区的区域书记。他设立这个公司的时候,要通过改革的方式,建立一个计划外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点类似于现在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似的,自己弄一个公司来发展区域经济。
记者: 谈谈你个人吧。有人说,你对房价预测得很准,前几年你一直在说中国房价一定会涨,当时中国人没人信,但是后来慢慢验证了。
任志强: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预测的问题,而是我们对政策和经济形势的一个分析,得出的这么个结论。
记者: 你有自己的理论模型吗?
任志强: 有。我们在2001年就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队伍,2003年用外聘的方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现在我们叫“REICO工作室”,这个REICO工作室是由我发起的,和中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和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商会组成的策略联盟,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共同合作的。我们共同出钱,养这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为我们这些商会、行业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报告,非常多。
记者: 有人说,潘石屹他们到你们这儿来买数据?
任志强: 有的时候,他们需要让我们提供一些数据,但他们好像没花过钱。民间机构有一些是交换的,因为我们需要对方的研究资料,也有个别是付钱的,付钱的很少。我们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占主导地位,原来也想把它变成商业化操作,后来做得不够好。中国人愿意买研究报告的人不太多,所以做得不好,而更多的还是社会效益占得多,行业效益、国家决策等占多数。一些研究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实际上我们要定期给他们送。
如何解决中下层住房问题

现在,政府的政策中仍然希望用商品房解决穷人的公平问题,这仍然是个错误,解决不了。因为政府已经从中间挖了一勺子,你怎么可能说它是公平的?不会再公平了。已经把商品房变成市场中的一种商品了,而且政府从中间挖了一大块,再说还要承担公平或者是承担对穷人的扶持的义务,不可能的事。

记者: 之前,你说过好多经典的话,“开发商就是为富人盖房子的”、“我是商人不考虑穷人”、“买不起房子就回到农村去”。
任志强: 你把十个地方说的话混在一起,这是个错误。开发商盖的房子是给富人盖的,现在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 我们所有的商品房一定是收取了土地出让金的,而全世界你找不到一个国家给穷人的房子是收取土地收益、收地租的,没有。所以,收没收地租已经决定了这个消费对象是穷人还是富人。既然我们的商品房一定是在收了地租的土地上才能盖,那就是说明它一定是对富人的。我们国家的法律上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给穷人的房子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土地是划拨的,是不收取土地出让金的。
记者: 但是解决得不好?
任志强: 不管它解决得好不好,这个土地性质在国家的政策上是分类的。你不能说我收错了,应该说国家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不能把商品房,认为是给解决穷人问题的房子。
记者: 误解在哪里?
任志强: 现在贫困县或者是边远的山区里面,商品房不到1000块钱一平米。中国670个贫困县,最低的大概有510块钱一平米的商品房。政府只从中间只拿了30块钱到70块的土地出让金。对不起,这就是给富人的。因为这500多一平米和1000块钱,在当地能买得起的,也叫做富人,是一个相对对比的关系。
记者: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中国这些所谓穷人,或者是中下层住房的大问题?
任志强: 不要回避“穷人”这个词,“穷人”这个词在《邓小平的语录》里说得很清楚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就是希望把穷人变成富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很多人认为,一说穷人就是贬义词,穷人不是贬义词,只是在相对情况下显示个人财务拥有量或者是劳动创造的收益量。
媒体伤害

任志强被大家认识,多是因为他那些关于房地产方面的经典“语录”。由于房子问题涉及到每个人利益,特别这几年房价居高不下,老百姓有时有些怨言,而任志强的“语录”抛出,总感觉有点招人恨,或者不合时宜。但是,如细细分析,任志强的某些观点是正确的,虽然听起来有些不悦耳。

记者: 2005年,潘石屹说你是中国人最想揍的第二人,到2010年,很多人说你是中国的真男人。还有人说,你还说实话,是说出皇帝没衣服的那个小孩。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任志强: 没有人会去评价自己。邓小平评价过自己,说了个连三、七开也算不上,只能算是四、六开。我觉得邓小平他很谦虚。伟人可能会对自己做评价,我们一般来说不会对自己做评价。按社会评价来看,做人要按自己的原则去坚持,我不会说假话,我也不太愿意骗人。也许可能有些真话没说,但是说出来也不一定是真的。尤其是在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推动改革,如果你说假话,怎么能推动改革?我不是反对政府,只是希望政府看到我所说的东西,而能够改正政府在政策上的一些错误。不能说因为政府的工作报告,就一定是对的。我当过人大代表,不是要统一和学习政府工作报告,是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你要挑毛病的。因此,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对政府的东西一定要用真实的去鉴别,要说出错误在哪里,要不然让你审议干吗?但是社会上很多人认为,这种审议方式是对社会的批评,或者是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变成了一种反对,这就理解错了。
记者: 这是不是造成了,你说的媒体误读了你?
任志强: 大部分的媒体是有意误读的。而误读的原因是媒体把所有的语境都消灭了,只拿出来一句话。 比如,我说买不起房子,你就回农村吧。当时提问的这个人明确地说,我是农村来的孩子,我在城市里买不起房子。那我当然说,你买不起,你就回农村吧。结果媒体没有提这个语境,没有说你是父亲还是儿子,所以单独拿出来的一句话就是“买不起房子就回农村去”。这是很清楚的。就是媒体的误读故意在塑造一个没有语境关系的话,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记者: 你的意思是不是媒体也好、社会也好,没有更加全面地认识到一个真实的任志强?
任志强: 不对,应该说媒体在故意制造一个不被大家所认识的任志强。因为媒体总是会选择只对自己点击率或者是收视率有利的东西,才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的流氓小报、追星族或者是狗仔队照一些明星的照片。媒体不是为了宣传这个明星的好、不好,比如说走光了,所以造成在社会中不好的形象。
记者: 你觉得这些年来,有没有媒体把你还原的很客观的?
任志强: 有几个。南方周末还是南方日报了?我记不太清楚了,做过一次纠正。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很凶,这家报纸的题目是“任志强也很温柔”。有的题目说,任志强是“地产总理”,有几篇文章是正面的,他们是想还原。但是一次采访或者是一篇报道的覆盖面是很小的,文字量或者是内容也是有限的,要真正想把所有都覆盖是不可能的。
记者: 起码是客观点?
任志强: 对。比如说“任志强也很温柔”,只是从这一个侧面去讲,只能讲几个问题,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讲了。社会上暴露出来的东西,是几百家或者是几千家媒体报道的,大家的力量是巨大的。
记者: 感觉任志强是很凶悍的吗?
任志强: 他们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这样的太多了。比如说,前几天撞车,实际上我是停住了,三轮车停不住。
记者: 你先停的?
任志强: 可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不是停在便道上,而是停在路口上了。交叉路口一个主方向的车,它刹不住车撞到我的头上了,也应该是我的责任,我并不因此而回避责任。但是实际上就差那么一点,只是把我的车牌都刮掉了。
记者: 你感觉这些年是媒体一直在伤害你吗?
任志强: 应该说伤害的本意不一定有那么高,但是产生的效果可能是很大的,我不在乎了,已经慢慢地纠正了一部分媒体的想法。我一开始为什么要开博客?就是因为我想反驳媒体或者是表达我自己真实思想的东西。有了博客,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起码把我想说的说了。而不是说,你在剪裁或者是录像的时候,切得一段一段的,按照你的意思去播。或者可能都是我说的话,但是媒体可能把前后语境变了,那可能也是一种误导,就像我说的,跟儿子说的话,把它变成了对父亲说的话,那一定是错的。
记者: 感觉你一直在尊重事实、不掩盖,同时,你是原则性很强的人?
任志强: 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连事实都不能尊重,或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性,最好就别当这个领导。我是从部队出来的,跟很多媒体都说过,如果我不讲真实性,那就要打败仗了。比如说我们在水库上抢救、护提,如果情况不准确的话,就没法指挥战斗了。不说实话,就要完蛋了,可能所有人都淹死了。一定要非常真实或者是准确地反映真实的情况,不管这个情况多恶劣。哪怕马上就要淹了,我也得说就要淹了。顶不住就得说顶不住,我再派人。不能是这个连长说,我就能顶住,最后都顶不住,就都全夸掉了。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不能干那种傻事,一定要真实地反映客观。
记者: 在您的圈子中,我们知道像潘石屹、王石、冯仑都是你的好朋友,他们对你这种性格特点怎么样评价的?你又怎么样评价他们的?
任志强: 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王石会说我们是亲儿子,他们是私生子。意思就是我们是政协委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说的话政府可能会正面理解,不会因为我们说了对政府的批评,而把我们抓起来。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是私生子,他们认为如果提出一些批评的话,可能会被抓起来,所以他们可能不敢说或者是不能去说这些实话。
记者: 这次采访我们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任志强,刚才谈了你的很多的人生,个人爱好是什么?
任志强: 我的个人爱好,全国打桥牌的人没有不知道我对桥牌事业的贡献。打桥牌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的时间。我们支持培养的队员都代表国家队,在去年取得了“威尼 斯杯”的冠军,这对全国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振奋的消息。小平同志那时候就梦想,说我们体育上比不过别人,我们智力上不能输于别人。今年为止,是小平说这话是30年了。
记者: 你怎样看待财富这个问题?
任志强: 企业管理者以事业为重的时候,不会把财富放在第一位。我名义上,作为上市公司管理者应该是700万的年薪。但是证监会让我们专门发了个公告,我实际上拿的工资是按照国资委的要求拿的,不到70万。去年因为我们有一个下属企业着了把火,还扣了我5万块钱。 也就是说,钱这个东西不是人生必备的一个生存条件。企业管理者更多的以企业,为事业的时候,会把事业放在前面,而不仅仅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很多人都会误解,好像有钱不挣一定是坏人,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这是个错误。我们当时和华润分手的时候,华润以100万的年薪给我一个终身董事,我可以永远拿这100万,但是我们辞掉了。
记者: 任总名气很大,一直是个国企的管理者,为什么没有想着自己出来干点事业呢?
任志强: 要出来,早就出来了。人们不会在退休的去,才去想这些问题。我做这个事是为革命做贡献,没有人信。其实,在很多媒体上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有一个革命的老妈妈,她就不让我干个体户。我如果干个体户,比如说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干个体户,现在要比潘石屹富得多得多。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干房地产,他可能还没有进房地产,可能还在烧砖头。但是我的父母认为我应该为人民做贡献,不要为个人去努力奋斗一生,非常清楚,所以我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很多网友也问这个问题,如果是个体户,你可能比潘石屹还富有,我宁愿不要这样。 跟华润分手的时候,实际上很多香港公司都给的是1000万以上的年薪,大概有四到六个公司都是开的1000万以上的年薪。因为我当时在香港的公告也是770多万,所以他们说只能加年薪,不会减年薪,因为他们也是香港上市公司,所以他们开的都是1000万。如果要想去做的话,我可能比现在做得还轻松,你不会用在上市的问题和融资的问题上发愁,因为他们都是很富有的公司。
记者: 这个可以说是你的信仰吗?
任志强: 应该说这是其中一部分吧,来源于社会、还原于社会,我们的宗旨包含了这个意思。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华远的团体是这样的,华远培养的文化和管理者也是这样的想法。如果都是为个人的话,我的父母可能就不会为革命做出一辈子的牺牲了。
记者: 父母对你的影响很大?
任志强: 当然了,当然了。应该说父母的以身作则,是对子女最大的影响。当年,他(她)们可以双双出差,我们在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没有父母,我们回不了家,在学校。那么大一个学校、空空荡荡的,只有保姆陪着你,是什么滋味?而我这种事情已经从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就像我现在不能陪我的女儿一样。她住校,礼拜六、礼拜天回家的时候,我可能出差了,所以经常是好几个礼拜见不着,但是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对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两代人、三代人来说都已经变成了。没有人会觉得因为工作,我可以先要牺牲家庭是一种耻辱,不是,可能因为工作而牺牲自己、牺牲家庭都是必然的。
后记

访谈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要换带子。任志强走到老板台后,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大口水。说了一个小时,也怪口渴的,顺便点了一根烟。

“任总,我尽量把真实的你呈现出来,你觉得怎样?”

“我才不信呢,你们媒体都这么说,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中国媒体为了赚眼球,都偏左。这主要看媒体领导人。外国媒体好些,记者可能偏左,老总会偏右些,出来的东西较客观。”

任志强这几年,被媒体折腾的,已经不信任媒体了。所以,他说他要开博客,把自己想说的说全,而且媒体还不能改。这样,自我开新闻发布会也不错。

他说,媒体报道他时,总是取消他的说话语境,而放大一些“经典语句”,造成误解,这个不好。他举了好多例子,例如,买不起房就回农村去是怎么回事等等,絮叨半天。

回答和解释时,任志强特别认真。感觉他说每句话都那么认真,瞪着眼、一本正经,观点明确而自信,自成体系。这可能跟他当了那么多年兵,深受老革命家教育,以及日久天长对付媒体,形成的个人习惯有关系。

作为“红二代”,下过乡、扛过枪、喂过猪、炸过油饼、蹲过监狱的任志强,总是我行我素,依然故我。

从采访中,他不断流露出对邓小平的崇敬之情。大家感兴趣的话,细看下访谈实录。我猜想,他的最大业余爱好——打桥牌,是不是和崇拜邓小平有关系呢?

作为“全国打桥牌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我对桥牌事业所做的贡献”的老牌迷,现在除此爱好之外,还打打高尔夫。

任志强的办公室真不错,抬眼就是一潭湖水和青青柳条垂窗前,不见高楼、只见山水,不愧是搞房产的,在北京有如此绝妙之地,难得。

采访完了,任志强继续趴在桌子写文章,不知道是不是公司的文件?不像,挺长的。

“任总,我们走了,尽量还原你!”

“好的,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没关系,再见!”

握手,又伏案写作,头也不抬。(文/张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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