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世说新语·文学》所说的，“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栖身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1995年1月17日凌晨，日本神户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这是自1923年以来，在日本城市中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地震造成6425人丧生，根据关西工业革新中心的估计，地震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大约为1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这次地震激发了有关东京为中心的地震可能性的讨论。东海研究咨询公司计算出，程度与1923年大地震相同的一次地震，会给东京造成至少12500亿美元的损失。受此影响，日本股市大幅下挫。在震后10天内，日经指数损失了8%的价值。而在日经指数下滑2.2%的当天，英国伦敦FT-SE100指数下跌了1.4%，法国巴黎CAC-40指数下跌2.2%，德国DAX指数下跌1.4%，甚至连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两国的股市也于当天下挫了3%。要知道，这些国家距离日本有万里之遥。一场地震尚且可诱发全球股市的波动，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动对他国经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动，有时固然能够诱发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波动，但真正能诱发全球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国家却并不多。事实是，大多数国家的政策行为，往往只能影响本国经济。

　　最典型的例子仍然来自日本。1989年日本银行连续三次提高法定贴现率，大藏省也开始限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不动产业和土木建设行业放贷。这一政策出台后不久，日本泡沫随之破灭。短期的确一度引起了全球市场的波动，但却并没有对世界经济周期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实是，就在日本逐步陷入困境的同时，美国却步入了1994~2000年的互联网繁荣期，其他国家经济也跟随美国走出了一波繁荣。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欧盟，2009年12月，希腊的主权债务问题凸显，2010年3月进一步发酵，开始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五国蔓延，欧债危机全面爆发。但它就如当年的日本一样，并没有引起全球经济周期的变动。

　　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掌握主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官方储备货币的发行权。从国际货币体系这一制度上而言，它们的政策行为除了能够影响本国经济的政治性周期外，并不具有诱发其他国家经济周期变动的可能。

　　放眼世界，目前真正具有这种能力的只有美国，原因诚如夏斌教授所指出的，“掌握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这就为它犯全球化错误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而美国恰好拥有这种权力，这就使得美联储犹如全球的中央银行。更重要的是，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这家“全球央行”的权力确实不受控——布雷顿森林协议体系下，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这就意味着它有多少黄金才能印多少美元；而在牙买加体系下，由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元从此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这就使得整个世界对美元供给都没有约束，或者说这一制度给美国政府发行过多的美元提供了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美元既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又与美国自身经济政策密不可分。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自身的国内经济政策行为，特别是货币及财政政策，常常会成为造成其他国家经济周期性变动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由A国政策行为，导致B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殊的政治性周期。其路径大致如下：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利用其掌握着的世界货币的发行权，为谋求自身的高增长、充分就业的目标，拼命扩大信用，以此来获取他国商品。而其他国家则拼命出口，作为积存美元的代价，外汇占款也居高不下，进而扩大了本国的货币供应，从而也刺激了本国的经济增长。

　　在全球信用扩张尚未恶化前，这一过程使得全球商品价格变得便宜，但随着全球金融资产的快速膨胀，需求的旺盛，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其种资源成本提高，物价、资产价格上涨压力明显，进而引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性物价上涨。这又令偏向低通货膨胀的美国选民大为不满，迫于国内选民的压力，美联储不得不采取信用紧缩的政策，进而引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周期性波动。1994~2000年的全球经济是如此，2002~2008年亦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观察一国经济的政策性周期时，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行为与该国自身经济政策行为一样，都是足以引起其经济周期变动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