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证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潘宏胜近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的“全球通胀环境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及投资策略应对”双周闭门研讨会上表示，本轮全球通胀具有非典型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疫情的外部冲击逐步内化为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化。股市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这一特点在本轮通胀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年初以来与全球通胀和大宗商品相关度较高的板块和行业总体表现突出。

潘宏胜表示，从对PPI涨幅有先行表征意义的商品期货指数看，前期大宗商品价格调控措施取得阶段性成效。未来，疫情仍是决定下一阶段通胀走势的最主要因素，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消除。中国面对原材料上涨压力，要关注持续通胀压力对于居民消费和总需求、中小企业经营、价格预期螺旋等方面的影响。

以下为讲话全文。

本轮全球通胀具有非典型性

按照推动因素来区分，通胀类型一般包括需求拉动、供给不足、成本推动、超额货币驱动、上涨预期自我实现等，且一种或几个因素在一段时期相对稳定地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本轮全球通胀具有一些不同传统类型划分的特点。

第一，多重因素同时作用、共同影响。本轮通胀是需求、供给、成本、货币、心理、预期等因素的集合体：各国需求随着疫情发展而波动，先后进入较快回升阶段；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不断受到疫情阻滞，与需求恢复出现明显的脱节；大宗商品价格随着疫情好转而较快上涨，加大生产端和企业的成本；全球货币环境自2008年以来再度极度宽松；金融市场的资产配置性交易和投机性交易盛行，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动能较强；市场通胀预期的一致性较高。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叠加，很难截然区分开来。

第二，主要因素具有不稳定性和非线性。既有供需不平衡等实体经济和基本面的因素，也有因疫情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价格预期、货币宽松条件下的投机心理等非经济因素。但这些因素很不稳定，随着疫情演变、疫苗接种、供需改善等状况的变化而波动反复，对物价的影响也是非线性的。

第三，疫情的外部冲击逐步内化为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化。传统通胀大多由供给、需求等内生性经济因素驱动。但是，一年多全球疫情起起伏伏的外部冲击，对消费者心理和习惯、生产组织方式、社会预期和货币环境都带来了持续影响，有的甚至正在长期化，比如需求满足的线上化、工业生产的机器替代、劳动力求职模式改变、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等，成为影响通胀走势的内生性变量。

总之，本轮通胀这个非典型的样本对于我们研究和认识不同冲击条件下的全球通胀的表现形态、演化机制、经济后果及合适的政策应对都大有裨益。

本轮通胀走势变化在国内期货等市场得到了较充分的印证

今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主要原材料较快上涨，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市场释放了强烈的政策信号，有关部委采取了联合约谈、相关品种保供稳价等一系列措施。从对PPI涨幅有先行表征意义的商品期货指数看，前期大宗商品价格调控措施取得阶段性成效。

年初到7月2日，南华商品指数上涨17%，LME铜、DCE铁矿石、SHFE螺纹钢分别上涨21%、20%和19%，但“前涨后跌”的运行特征非常明显。以5月12日为观察节点，春节后至5月12日，南华商品指数上涨16%，SHFE螺纹钢、DCE铁矿石、LME铜分别上涨41%、26%和24%；5月中旬至7月2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出现明显分化，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9.59%，而南华商品指数下跌4%，SHFE螺纹钢、DCE铁矿石、LME铜分别下跌16%、10%和10%，预示着PPI涨幅仍可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有望回落。从期货市场运行看，国内有色、黑色等主要期货价格涨幅低于现货，也低于境外市场，期货市场的价格管理和风险管理功能得到较好发挥。

本轮通胀走势在国内股市运行也得到较好体现。年初以来，A股与全球通胀和大宗商品相关度较高的板块和行业总体表现突出，但市场也经历了明显的风格切换。春节后至5月12日间，A股再通胀交易特征显著。5月中旬后，A股的“顺周期”交易明显减少，产业高景气和业绩高增长的科技成长类标的重新占优。

疫情仍是决定下一阶段通胀走势的最主要因素

一方面，疫情持续发展加大了全球经济恢复的分化。目前，发达国家经济恢复普遍快于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又快于欧洲，三季度是美欧出行等消费需求的旺季，对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不利的是，近期德尔塔毒株迅速传播，欧美面临第三波疫情，同时，全球疫苗接种很不均衡，一些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群体免疫效果不及预期。全球疫情还要经历今冬明春的考验，持续时间至少要到明年下半年。从货币环境看，美联储短期内还不会明显缩小量宽规模。这些情况都说明导致本轮通胀的主要因素尚未实质性改变，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消除。

国内来看，5月份PPI涨幅处于历史高位，与CPI涨幅的剪刀差达到7.7个百分点的历史最高水平。面对原材料上涨压力，上下游企业经营状况的分化在加大，上游企业的利润增速明显快于中下游企业，下游企业的利润占比持续下降，这些压力不能掉以轻心，要关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和高位运行对居民消费和总需求、中小企业经营、价格预期等方面的影响。

从长期走势看，人口老龄化、低利率、高债务、长期投资回报率趋势性下降等导致全球低通胀的“慢变量”将持续存在，但一些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已经或将要发生，主要是：主要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科技、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疫后相关需求可能释放，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影响全球价格；全球一体化的供应链、产业链面临重整，本土优先和区域化等趋势对全球商品价格的形成过程和机制将带来深远影响；各国绿色转型将推动能源、工业等全球价格体系全面和深度的调整。考虑到这些因素，疫后全球恐怕很难重回“低通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