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国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公开发布消息，省内高三、初三年级已全面复课或已做好复课准备；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的3714家A级旅游景区恢复对外营业，陕西、上海、四川等地180多家博物馆恢复开放；多地政府官员带头在餐馆堂食，鼓励市民出门消费……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中，同时，被疫情暂时抑制的消费需求也将得以释放。

生产生活恢复与消费需求释放，有助于从供需两端共同推动经济复苏。2020年1月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下降13.5%、24.5%和20.5%，失业率也上升至6.2%。国家发改委在3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给出判断，疫情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为了保障疫情防控、生活所需物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复工复产，一系列阶段性的应急政策措施在此前陆续出台并落地。得益于企业迅速的产能恢复能力、完善的产业链和其他配套保障，这些多数作用于大型保障性、生产性企业的政策措施，其效用得到快速、精准发挥，实现了前期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两手抓、同步走。

不过，由经济社会流动暂缓带来的一系列中长期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间接加速了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除了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事实上，在疫情发生之前，我国就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那些能够主动运用新技术、发现新需求的生产经营主体，经过几年产业附加值发掘后，往往能够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相对固定的产销渠道，可以减轻疫情的冲击并迅速恢复生产。但同时，每个产业中也有本身就处于出清边缘的主体，受限于利润累积和市场认可度，这类企业受疫情冲击更大。《金融时报》记者在疫情期间对多个产业的调研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疫情后的“马太效应”正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产业的新格局。

而产业转移的提速则更多地出现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3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以省域为单元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这也是各地在防疫期间的物资保障和复工复产原则。近些年，由于地方产业规划的明确和各类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产业转移的特征已在多地有所显现。在经过这段特殊时期物资调配的调整作用之后，特别是在医疗防疫、民生保障等产业链中，产业转移将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一些新服务业正在产生。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1月份至2月份出现了约20%的下降，但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比上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在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的情况下，金融业上升4.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升3.8%。这并非完全是疫情引发的暂时性需求，疫情在改变生活、消费习惯的同时，也让服务业目前的短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得以显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农业领域的运营推广、冷链物流和产地采购。

出于对农产品价格的考虑，农产品上行的中间环节在过去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而在疫情期间，流通环节的打通和各类技术的运用或许能够更充分地挖掘农业价值，其中也会产生新业态。类似新服务业需求在疫情期间还有很多，其在生产生活恢复后都将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此外，以目前状况来看，疫情在其他国家的蔓延也将为我国经济带来更多未知的影响。

这些涉及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意味着一旦正常生产生活恢复，在关注到生产经营主体和产业持续经营的基础上，疫情期间所产生的新转变、新产业也对政策、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政府和金融部门为例，在疫情发生后，经营主体的持续经营需要财政和金融以更长的贷款期限或更高的贷款额度，来弥补短时间内的流动性不足。但如果涉及到产业结构转型、产业转移和新服务业产生的需求，就需要政府首先从产业规划层面给出明确调整；金融部门在对冲前期应急政策措施的同时，也要更为系统性地研究中长期调整所引发的新的外部资金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

疫情对于个体而言或许是“暂停键”，却给某些行业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变化。金融在短期应对方面应把控好力度和节奏，与此同时也应明确产业、经济的变化趋势，做好业务结构、金融创新在顺应、支持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准备。